二、吉礼――敬天法祖的庇佑情结
《周礼》讲以吉礼事邦国鬼神?。鬼系指人鬼，不言而喻，人鬼都是曾经在世间留下生活痕迹的历史人物，譬如祭祖与纪念著名历史人物等；神系指天神，人们创造出来的上空诸神，譬如日月风雨雷云之神等；?系指地神，人们创造出来的地上诸神，譬如山
水土地之神等。后世对此间的区分，不再像周代那么严格，而把需要祭祀的对象，一律笼统地称之为神。
吉礼就是以神灵为祭祀对象的庄重典礼的程序。从京师恢弘的礼制建筑的使用性质上看，只有专为举行吉礼祀典而建的坛庙的用途比较单一，完全是为了敬天法祖的政治需要，和专门祭祀各类性质的神鬼而祈盼人间事事安康的目的。神秘肃穆、声势浩大的吉礼典仪，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无益的浪费，难与统治效果与社会秩序相联系，但只要对农业社会的生产模式有所了解，不难发现这些活动寄托着人们的对政治清明生活安定和年景丰登纳福去祸的渴望。皇朝通过这些祀典的铺张形式，神化了皇上敬天法祖，代天行政的神圣形象。京师拥有比皇朝任何其他城市都多的大小祀典仪式。
祭祀的类别、日期与元旦、皇帝、太后生日的改期庆祝
朝廷根据历史传统、政治需要与祭祀对象之间的差别，把祭祀仪式分为大祀、中祀和小祀。清朝又把小祀称为群祀。不言自明，天体空间，人间诸事总是有高低大小轻重之分的，譬如天上总神谓之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其下日月，再下风雨云雷等等。地上总神谓之皇地?，其下山川海渎，再下各处土地以及城市的城隍等等。人鬼之神，首重莫过于皇朝的列祖列宗了，其下孔子，历代帝王，再下名将贤臣直至各个家庭的父祖。显而易见，祭祀的等级几乎完全照搬现实生活中的等级。昊天上帝、皇地?、列祖列宗构成最重要的祭祀对象，与皇帝紧密结合，皆列在大祀之中。
明朝每年定期如时举行的有：大祀１３项次：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祭天，皆祭昊天上帝；夏至祭地，祭皇地?；春分祭日，秋分祭月，春夏秋冬四季孟月和除夕五次享太庙，祭本朝列祖列宗；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中祀２５项次：仲春祭先农，春秋仲月择日祭历代帝王庙，春秋仲月上丁日祭先师孔子等。小祀８项次：孟春祭司户，孟夏祭司灶，季夏祭中?，孟秋祭司门，孟冬祭司井等等。清朝基本上延续了明朝制度，大祀项目与明朝所差无几，只是把祭日月降为中祀，覆灭前夕又把祭先师孔子提升为大祀。中祀项目变少，只有１２项次，诸如日月坛、帝王庙等。群祀即小祀增加到５３项次，比明朝多出４５项次。诸如季夏祭火神，仲秋祭都城隍（北京城神），季秋祭炮神，春冬仲月祭祀先医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明代大祀、中祀、小祀合计共４６项次，平均每月几近四次。清代大祀、中祀、群祀合计７８项次，平均每月超过６次。京师之内的朝廷祀典不能不谓之频繁。其中，皇帝亲临的祭典有天地、宗庙、祈谷、社稷、日月、大雩等，其余的根据祭祀等级派遣大臣或由主管部门官员按时致祭，但历代帝王庙和孔庙“则传制特遣”以示隆重。
朝廷祀典的日期大都是固定的，分节气与日期两类。在通用阴历的时代，节气与日期之间就不像使用阳历那样相对固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节气。古人虽然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运动，却对太阳历早有认识，将一年分成二十四个等分的节气就是以太阳为中心的。所以节气在今天执行阳历的时代，日期基本上是固定的。每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节气，基本上都分别处在阳历的１２月、６月、３月、９月的下旬之初。然而，在实行阴历的时代就不同了，每一年的时间差别比较大。尤其有闰月的年份，节气的日期每年相去很远。
以天地日月的祭祀时间而言，古人认为，天地至尊，选择祭两至节气祭祀天地，在于看重冬至夏至分别代表日渐长与日渐短的起始点。日月在人们心目中仅次于天地，选择两分节气祭祀，春分阳气正盛，秋分阴气见长，正符合阴阳互补平衡的观念。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四等分点，平均分配给天地日月。
上辛、上戊、上丁，都是具体的日期，也就是说在举行祭祀的月份里，逢到第一次出现的带有辛、戊、丁的日子，就举行仪式。中国传统的记年、记月、记日、记时，一种用数字，另一种用天干地支相配表示。干支表示法在记年与记时上可以与数字准确对应，而记月、记日则不能与数字对应。干支相配以６０为重复周期，阴历大月３０天，小月２９天，同时十九年当中又置七个闰月。因此，记月不是五年一重复，记日更不是每年每月都一样。凡是用干支记日的日历，都要在月初注明某某朔，朔就是初一，有了这一指示，能够很容易把干支记日换成数字表示。所谓上辛、上戊、上丁日，使用的是天干，就是一个月当中首次出现的带有辛、戊、丁等需要的天干日子。众所周知，干支中的天干符号十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因之，大月当中每个都能出现三次，而在小月当中，上个月末出现的符号就只能出现两次。
正月初一是元旦，现在我们称为春节，而把阳历的１月１日，称为元旦。这是国家改行世界通行的阳历以后，借用了旧时的习惯称法。阴历的元旦是普天同庆的盛大节日，而正月上辛日出现在元旦庆祝期间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在一至三日之内出现时，改用次辛日。譬如正月第一个辛日恰逢初三，次辛日就是正月十三。这样做是为了留出祭祀前的三天斋戒时间，同时避免喜庆与祭祀之间的冲突。当祈谷前需要斋戒日期与元旦庆祝发生冲突时，宁可将元旦朝贺推迟举行，也要保证斋戒的完整无缺。譬如雍正八年、十二年的元旦大朝仪分别延期到初六与初九举行。乾隆四十七年、嘉庆二十五年，都因元旦处于斋期，改于初五举行。此外，有时可能还会使用三辛日，古人认为祈谷必须在二十四节气之首立春之后举行，一般说来，立春节气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大都出现在阴历的元旦之后，最多时相差十六天，所以，当次辛日仍在立春之前时，再推迟十天举行。
每年正月的祈谷与九月的大享在天地坛大祀殿举行。大祀殿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年）改称大享殿，清改祈年殿。春报秋享，皆祭昊天上帝。春耕播种在即，报知上天赐予风调雨顺，秋收入仓之后，报享上天福佑的恩惠，同时希望来年同样谷粮满仓。即使发生自然灾害，人们也同样痴心不改照旧举行祭祀仪式，也许正是自然灾害的不断降临，才激起人类祈祷热情，越是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越盼望超凡力量的排忧解困。这也不能完全归于古人迷信，起码传递了一条鲜明信息，就是矢志不渝的生活追求和生命延续下去的坚定信念。
与祈谷大享功能类似，每年二月与八月的上戊日在社稷坛举行祭祀仪式，也是朝廷必不可缺的大祀。社稷坛在天安门西边，即现在的中山公园。祭社稷是皇朝祈祷普天之下物阜民丰的祀典。社稷坛面的五色土象征着皇朝各处所有的耕地，而非人们寻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表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含义。古人认为，稷非土无以生，土非稷无以见生生之效。所以祭社时必然要同时祭稷。种植物与土地是人类生生世世须臾不可离的。《山堂考索》说，土爰稼穑，其本一也。是则社稷之祭，合而为一，自古以来如此。
农业立国的时代，人们最关注耕地和耕地上作物的生长与收成状况了，极为惧怕自然灾害的侵袭。因而，自从人类有了农业，就一直祈盼年年五谷丰登。设坛祭社稷之神是通行全国的制度，都城以下，府、州、县皆立社稷坛，坛制仿照朝廷社稷坛式样，宽度减十分之五，高度减十分之四。明代之藩宗室诸王还要设王国社稷坛。清代废除了宗室诸王之藩制度，所有王公都于京师建邸，府邸内也不再建社稷坛。
古礼以为天子应有三社，为群姓而立者，为太社；其自立者，为王社；还有所谓胜国之社就是亡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国虽亡而存之，以重神也。汉高祖以后，朝廷只在京城设立太社太稷举行祭祀，不再建帝王的“王社”和上一皇朝的“胜国之社”。明初亦复如此。至嘉靖年间，世宗对古礼发生浓厚兴趣，因此，在京师之内，大兴土木工程，修建宫殿坛庙，其中就有帝社稷坛。帝社稷坛属于皇帝自立的“王社”。
通常用社稷代表国家，从行政上讲，朝廷以至省府州县一体化，社稷坛遍布全国。在地方上，府、州、县都建设社稷坛，到时候地方长官率领从属祭祀。这一祭祀是各级政府的职责。说来也不奇怪，只有各地都物阜民丰，朝廷自然安定。祭社稷不像祭天那样仅属于皇帝专有，民间乡村祭里社也非常流行，一直流传到近代。“里社”一词源于明代户口的里甲制，１１０户为一里，里下分十甲。明太祖时定制，每里设立一处社稷坛，祭祀五土五谷之神。里社即是人们常说的乡社或春社，在民间历来是一件乡土社会的盛事。
雩祀就是逢旱祈雨的仪式，通常在春末夏初举行，所以定在四月初择日举行。根据旱情发展分常雩与大雩两级。旱情初起，行常雩之礼，未降甘霖，复行大雩之礼。明嘉靖朝以前，没有建专门的祈雩坛。逢旱在宫中或在奉天殿丹陛露告，或遣派官员祭告于郊庙、陵寝等处，并无固定场所与仪式。嘉靖九年，创制圜丘之后，于坛外泰元门东南建崇雩坛，坛制一层，围径五尺，高七尺五寸。十一年春天动工，不久完工。相比之下崇雩坛的形制，显得比较简陋，但是，由于大雩皇帝必定出席，祭祀对象又是昊天上帝，所以列在皇朝的大祀之中，倍受重视。清朝废除了此制，改在圜丘之上举行。
不言而喻，气候变幻无常，久旱不雨、久雨不晴的现象都会出现。因此，伴随祈雨内容的还有祈晴仪式，假如发生涝灾，就在同一地点举行祈晴祀典，通常以响鼓报知上天雨已经足够了，希望赐予晴天。
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每季的三个月分别称为孟、仲、季。孟就是一，仲是二，季是末。以孟而言，是大的意思，大才可以居首，四季孟月实际上就是一月、四月、七月和十月。四季的首日和岁末除夕，朝廷都要祭祀太庙，一年至少有五次按部就班的祭祀。平日还有按月更换供品的荐新。太庙是供奉本朝列祖列宗的宗庙，国有大事一定要告之祖宗并希望得到祖宗在天之灵的庇佑，因此，告庙仪式根据需要随时都可能举行，而不包括在这五次例行的祭祀之中。在皇朝诸多的祭祀活动中，也许太庙是最繁忙的。
四季的首日，定期举行祭祀太庙仪式。因为是大祀，皇帝必须事先斋戒三天。为了保证对祖宗的虔诚景仰怀念之心，避免人间的喜庆喧闹，不惜把皇帝的生日提前庆祝。旧时一年三大节日，冬至、元旦和在位皇帝的生日即万寿，也要普天同庆的。如果皇帝的生日与祭祀日期临近，那末，生人的喜庆与悼念逝者的肃穆之间的冲突，就要让位于悼念活动。光绪皇帝是以亲王之子入宫为帝的。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生于太平湖畔醇亲王府的槐荫斋，做了皇帝之后，把生日提前了两天，定为二十六日作为万寿庆典日，就是为了保证七月初一日祭庙前的三天斋戒期。假如六月是大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斋戒；假如是小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斋戒。
不仅如此，只要是国家的大祀，当与生者庆祝日期发生冲突时，一律让位于祭祀。明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冬至，礼部十八日上奏，请于十九日朝廷官员开始宣誓斋戒，但是十九日恰恰是皇太后的生日，与誓戒相冲突，所以皇帝决定把皇太后的生日提前一天庆祝。
岁末除夕祭太庙，实际上就相当于昔日普通百姓的祭祖。中国人崇敬祖先，孝顺亲长的传统由来已久，上自皇帝下至寻常百姓，概莫能外。国家之所以对太庙祭典如此重视，一方面，出于对本朝统治合法性的维护，随时随刻不忘祖宗的恩泽，尊重祖宗创下的制度；另一方面，为民众做出孝敬祖宗的表率。过去有句老话叫不祭祖不过年，在过年前夕一定要告慰祖先。祭祖是除夕守岁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以上五项是明清两朝通行的大祀。除此之外还有中祀、小祀或群祀。
中祀里面比较主要的有先师庙、历代帝王庙等等。日月坛在明朝为大祀，清初降为中祀。先师庙就是孔子庙，清朝光绪年间提升为大祀。历代帝王庙，明清一直都是中祀，祭祀的是历代有为的皇帝和名臣。从而表现历朝之间的政治传承，也是一种尊重历史的表现。至于小祀、群祀，皇帝肯定不出席。明清时期北京的庙宇林立，如火神庙、土地庙、马神庙、关帝庙、药王庙、三官庙等等，有些是官办的，有些是民办的。这些庙都属于祭祀祈福的范畴。严格地说，类似的庙宇与宗教寺庙不是一码事，祭祀表现的更多是崇敬与迷信，而不是宗教信仰。中国人向来缺乏宗教热情与宗教献身精神，因此神庙的性质与分类，在民间没有太大意义。善男信女逢神必拜，而跪拜的神灵与神灵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祈福者所关心的。
人们建造一座城市，居住生活在这里，当然希望河山永固，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尤其京师的意义还不仅局限于本地。但是，无论朝廷还是民众，谁也不会完全相信，修建几座庙宇祭祀供奉多位神灵，就能保证城市与皇朝从此远离灾害。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乐此不疲?其中深义，值得玩味。实际上，礼制神庙性质的建筑，从来都是凝结情感与情感宣泄的复合物，一方面，人们愿意通过对神灵奉祀来表达自身的各类希望，同时，用神灵来警示人们的安全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这是一种人类的自我估价和时代心态，在不可抗拒的灾害面前，束手无策之际，仍然满怀能够随时获得解救驱除灾难的希望，因而在无可奈何的境地中自然想到神灵的眷顾。政府热衷修坛建庙定期举行祭祀，除了显见的如政治等功能之外，同时也可以在灾害发生时逃避救助不力的责任，把灾害归结于不可抗拒的上天惩罚，让人们反省自己的行为，从而不过多地责难政府。
实际上，人们虽然随时可以产生畏惧失去、畏惧灾难的心理，却不可能永远地保持精神警惕，只有灾害降临时才是如此。一旦灾害过后，人们的紧张心情很快就会放松，那种期待神灵保佑的迫切需求也随之远去。中国人对待神灵的实用态度与对待宗教一样，完全要视情景、境遇而定，不能保持连续一贯的态度，但取所需，往往是临时抱佛脚。
每到祭祀日期，礼部或相关部门将会派出官员或主持祭祀。寻常的祭祀对象五花八门，可以说人间有什么需求，就有什么祭祀形式，从宫廷到民间，立意一致，只有仪式供品繁简的区别，而无心态之间的差异。譬如明朝的祭中?，中?就是房屋顶瓦下面的滴水。为什么也要作为小祀列入朝廷祀典之内，就是希望它不要让房屋在下雨时渗漏。祭祀时间选择在六月，正好是雨季。至于司户、司灶、司井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息息相关。而日月星辰，雷雨风云，在祭天的时候，都要参与配附。
所有的祭祀都需要充分的准备，越是规格高的祭祀，前期准备的时间越长，工作越繁重细密。准备工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性的，包括神位、祭品、玉帛、牲牢、祝版、祭服等；另一类是行为上的，包括斋戒与仪式彩排等。凡是祭祀参与人员，无论陪祀，还是执事、乐舞等，一律需要反复训练，以保证祭祀当天不出纰漏。譬如大祀的前４０天，中祀的前３０天，每旬的三、六、九日，太常寺卿率领读祝官（负责在祭祀仪式上朗读祝辞的人）、赞礼郎（负责司仪喊口令的人）和各类执事人员、乐队、歌舞人员，齐集神乐署凝喜殿练习。
梳理明清两朝国家祀典的各项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等等相关，从正月起，随着季节变化，人们的防灾祈福的心理亦因之转移，不外祈盼风调雨顺、年景丰登、安居乐业、出入安全等等。另一类是充满神性的政治性祀典，在于树立一统之君的神性与统治的合法性和为皇朝的教化作出表率。
永乐迁都北京之初，就专门为朝廷重大祀典修建了坛庙。其后历朝陆续添置、整合，至嘉靖朝形制大备。清朝继承了明代都城坛庙遗产，改动添置的较少。与中原民族不同的是，满族把自己的民族信仰祭祀形式带到了北京，修建了堂子，并把故宫的坤宁宫改成了祭祀跳萨满之所。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的住所。
北京天坛的创建与形制
天坛建于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垣墙围绕，周长九里三十步。步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使用的长度单位，自宋以后，五尺为一步，两步合一丈，一百八十丈为一里。当代实测天坛占地２７６万平方米。初制天地合祀，称为天地坛，后来天地分祀，始专称天坛。初建时规制完全仿照南京形制，以大祀殿为中心，丹墀中叠石为台，东西相向共为四座，内坛外?设坛二十座。昊天上帝、皇地?合祀殿内。当日，迁都之初，工程繁兴，所建者甚多，故于形制显得疏阔。
嘉靖九年?１５２９年?，给事中夏言的建议天地分祀。嘉靖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遂于大祀殿?即今天坛祈年殿?之南兴建圜丘专供祭天使用，此时去永乐正式迁都已１１０年。新创建的圜丘共三层：一层面径五丈九尺，高九尺；二层面径九丈，高八尺一寸；三层面径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层面砖用一九三五阳数，周转栏版、栏柱使用青色琉璃。坛四陛出，每面九级，白石积砌。内?垣墙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棂星石门六座，正南三座，东西北各一座。外?方墙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棂星门形制与内?门一样。又外围方墙，开门四座，南昭亨门，东泰元门，西广利门，北成贞门。内棂星门南门外东南砌绿磁燎炉，傍为毛血池，西南望灯台长竿悬大灯。外棂星门南门外，左设具服台，东门外建神库、神厨、祭器库、宰牲亭，北门外正北建泰神殿，后改皇穹宇，藏上帝、太祖的神板，殿东西两配殿，藏从祀之神牌，又西为銮驾库，又西为牺牲所，牺牲所之北为神乐观。成贞门外以西为斋宫，斋宫再西为坛门。
圜丘建成后，地处坛北的原天地坛大祀殿，在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年?改名为大享殿，拟每年正月上辛日祀昊天上帝于大享殿，行祈谷礼，九月行大享礼。
大祀殿原十二楹，中四楹饰以金，余饰三采。正中作石台，设上帝、皇地?神座于上。殿前东西两庑三十二楹，正南为大祀门六楹，接以步廊与殿庑相通。殿后天库六楹，殿东北为神厨库，厨库东北为宰牲亭井，皆连廊庑相通。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年?于大祀殿故址建大享殿，而建皇乾殿于大享殿北。皇乾殿用来藏神板。
斋宫，在圜丘以西，前正殿，后寝殿，傍有浴室。四围墙垣，绕以深池。皇帝亲临祭天，明初定为斋戒七日。所谓斋戒，《明史礼志》说：“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其一心，严畏谨慎，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斋也。”前四日戒，后三日斋，太祖以为七日太久，恐人心懈怠，遂改为斋戒三日。直至清末未变。为了督促警示皇上静心斋戒，特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命礼部铸铜人。铜人高一尺五寸，手执牙简，大祀则书致斋三日，中祀则书致斋二日于简上，逢有皇帝出席的祀典，太常寺将铜人置于皇帝斋所。祭天是皇朝最重要的祀典，程序历朝稍有变化，但立意一致，如嘉靖朝，在斋戒的前一天也就是祭日的前四天，皇帝御奉天殿，百官朝服齐集殿前广场，听誓戒之后，皇帝御斋宫，陪祀官员入衙署致斋三日。
清乾隆扩建圜丘的尺寸问题
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扩建圜丘，一层面径从五丈九尺扩建至九丈，层高降为五尺七寸；二层面径从九丈扩至十五丈；三层面径从十二丈扩至二十一丈，二、三层高均降为五尺二寸。三层面径的长度相加正好是四十五丈，符合皇帝九五之尊之数。坛面更换为艾叶青石。同时将皇穹宇台面更换为青白石，大享殿外坛面墁金砖。十六年（１７５１年）改大享殿为祈年殿。
我们今天见到的圜丘是清代遗留的。清与明相比，如果仅从尺寸上看，圜丘的面径加长了，层高降低了，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两朝之间选用的度量标准存在着差异，从而造成历史错觉。虽然两朝使用的长度单位名称一样，可是明朝在面径上使用的是营造尺，层高上使用的是周尺；而清朝反其道行之，在面径上使用的是古尺，层高上使用的是营造尺。两朝都是为了追求建造尺寸的一九、三五、三七阳数，所以才不惜在同一建筑中使用不同时代的长度单位。在面径长度上，清朝使用的古尺只相当于营造尺的八寸一分，这种称之为“古尺”的长度单位，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乐律尺，冠以古尺之名，不过是笼统的追求训雅的说法，并不能指明确切的早期朝代。以顶层而论，清代的九丈是明代的七丈二尺九寸，只增长了一丈三尺九寸；二层十五丈是明代的十二丈一尺五寸，只增长了二丈八尺五寸；三层二十一丈是明代的十七丈一寸，只增长了五丈一寸。在层级高度上，明代使用的一周尺相当于营造尺的七寸多，所以在层级高度上明清之间实际上没有太大变化。顶层高九尺分九级，一级一尺，每级实际上只有营造尺的七寸多，九级总高六尺四寸营造尺，只比清代改建后的高七寸。二、三层通高八尺一寸，各分九级，每级周尺九寸，大致相当于六寸五分营造尺，九级总高五尺七寸营造尺，与清代改建后的五尺二寸相去无几。
按照今天流行的长度单位换算，一营造尺约为３２厘米。一周尺约为２３厘米。一古尺（清乐律尺）约为２６厘米。坛庙的台阶高度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如果明代圜丘的台阶高度使用的是与面径一样的营造尺?那么在祭祀过程中，将造成皇帝或祭祀人反复升降的困难，无论是谁，连续迈上或迈下３２厘米的台阶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况且还穿着厚重的礼服又需步态端庄凝重，更难上加难。古人在矢志不渝贯彻积阳（奇数）为天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实用，两者之间的冲突契合，就是在量度选择上做文章，同一尺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这对于一个朝代来说，同一文化背景，理解起来也许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事过境迁，文化传承发生巨变，就给后人制造了不少理解障碍。今天为保护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恢复坛庙建筑时，尤其需要对尺寸始终保持警惕。乾隆朝改建圜丘之际，在尺度使用上有意与明朝针锋相对，也许是为了洗刷人们对明朝的记忆。
圜丘祭天仪式的程序
祭天是皇帝专有的权力，除了皇帝，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能行祭天之礼。皇朝通过法律与行政手段，阻断皇帝以外的一切人与上天对话和获得天示的机会，一方面维系皇帝神人双重性的绝对；另一方面防止背叛者通过与天神对话的仪式，获得天助蓄谋造反。祀典礼仪是皇朝具有工具性、表述性、象征性与文化性的信仰和实践。
祭天同祭地及日月星辰诸神一样，仪式的核心不在于神灵膜拜，而在于伸张皇朝的集体价值观（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这种价值观念包含着等级秩序的和谐与皇朝团结安定的期盼，人们若要获得超自然神灵的眷顾，只有通过皇上才能实现。皇帝是唯一能与上天对话祈福的人。
在此以祭天为例，简略叙述其程序过程，借此体会一下朝廷重大祀典的文化氛围。皇帝经常亲临的，在明清两朝就是天地、祈谷、宗庙和社稷等五项。国家的祭祀由六部之一的礼部率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安排。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祭祀之典最繁琐最隆重的莫过于祭天。历代皇朝都把敬天法祖常挂在嘴边，视为金科玉律，体现在国家祀典上，祭天就是表现敬天的情结，祭太庙就是表达法祖的诚孝。
祭天仪式在圜丘（天坛）举行。《尔雅》说：土之隆者曰丘，丘之圜者曰圜丘。以象天也。古人以为天圆地方，所以天坛修成隆起的圆形，地坛修成方形。明清两朝的主要国家坛庙建筑，现在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但是，大部分坛庙划归公园管理之后，兼之历史久远，功能全变，渐渐丧失祀典文化的记忆。在追述历史时往往闹出一些笑话。譬如有人介绍圜丘时说，明清两朝皇帝共出席了五百四十余次祭天仪式，因为明朝２７６年，清朝２６７年，根据两者相加得出的是５４３年，而且五百多年间年年都必须祭祀，所以就断言皇帝出席了５４０余次。殊不知圜丘建于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天坛的名称也是嘉靖皇帝命名的。此前，明初的５３年都金陵（南京）。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以后，天地合祀，都在原天地坛大祀殿，就是现在祈年殿的位置。圜丘的历史到现在也只有四百七十余年。再者，即使不必深究具体位置，五百四十余年之说，也经不住推敲。虽然朝廷年年都要祭天，但皇帝不见得年年都出席。老幼皇帝因年龄或身体状况不能出席自不必说，就是成年皇帝也不见得每年都亲临，皇帝缺席的时候，则指定人代行。比如晚清的同治、光绪，都是髫龄之君。髫龄之君或老年皇帝因身体状况欠佳往往不能亲自出席。所以要知道明清两朝皇帝亲自出席了多少次祭天仪式，就别怕麻烦，查阅相关史料，逐年记录，必出确切数字，因为祭天是国家大事，皇帝去了肯定有记载，没去肯定没有记载。
中国人认为冬至这一天是日南归，我们学了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人都知道，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上，赤道以北地区受的日照最短。中国人是向前看的，冬至过后，白天就一天一天地变长了。过去有一句俗语叫“冬至长，夏至短”。所谓冬至长，就是说过了冬至白天就一天比一天长了，北半球离太阳一天天近了。所以选择冬至祭天，取其大地万物即将复苏，迎接光明未来之意。
关于祭天之前的物品准备工作，就不一一介绍了，放到例证展开中再叙述。先看祭祀前的斋戒。清朝基本延续了明朝制度。顺治八年规定大祀斋戒三日，中祀二日，皇宫乾清门中门左边设黄案，上置斋戒牌与铜人。宫内各处于门帘上方悬挂斋戒木牌。朝廷各衙门亦如此。可见斋戒是朝廷宫廷全体成员的事，而不是只有出席的人才参加。在权力财富的名利场中，时隔不久，君臣就被强行进行一次静心素心的自我反思，多少可以起到调整心态趋向平和的效果。
祭日前十天，太常寺选定参与祭祀官员的名单，报皇上批准。凡是名单之内的官员，从即日起，不再审理案件，不参加宴会，不欣赏音乐，夫妻不同房，不饮酒吃荤，不探视病人，不吊丧，不祭神，不扫墓。凡是生病或有孝在身的人，一律不能参加。如果入选之后出现了类似生病等问题，也要退出。
皇帝祭祀前斋戒三天，一般前两天在宫内，后一天在坛内斋宫。也有三天都在坛庙斋宫或大内斋宫的。所有的大型坛庙都建有斋宫。斋戒期间，与对官员的要求一样，皇帝也是独处吃斋，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更不能召幸后妃。如果皇帝祭天前一天不住在坛内斋宫，则当日天未亮之际，直接从宫中出发。以清朝为例，陪祀王公齐集午门随行，不参与陪祀的王公在天安门金水桥南迎送，皇帝驾至圜丘南门昭享门外降辇。前引大臣十人和赞引官、对引官引导皇上进入更衣幄次更换祭服。
清朝皇帝祭天穿的是天青礼服，天象玄远，深不可测，所以用黑色。祭地是明黄色礼服，与黄土地的颜色相符。现在许多清装电视剧，为了显示皇帝的尊贵，总是让皇帝穿上类似的服装，显得十分可笑。其实，皇帝日常生活办公，穿戴的是常服。祭日是大红色礼服，阳光普照，恰似火红的颜色。祭月是浅白色礼服，月光清澈，正是淡淡泛白色。而明朝与此不同，皇帝郊庙祭祀，一律穿衮冕。在此选择明朝皇帝祭天程序，做一扼要介绍。
清晨六时祭祀仪式开始。皇帝着衮冕从幄次出来至盥洗位净手，然后循中路登东阶至二层正中的拜位前。分献官各就位。
圜丘共三层，为了表示对天神的崇敬，把顶层称为一层，往下是二层、三层，不像今天对于多层建筑，都是从地面开始往上加数的。在此仍按照古人的习惯叙述。顶层正中设“昊天上帝”神板，神板栗木制成，高二尺五寸，宽五寸，厚一寸，趺高五寸；同时还要以本朝某祖某宗为配位。神板皆黄质金字。从祀的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位牌赤质金字。凡天地、祖宗的牌位称为神板，其他的神位称为神牌。正位南向，配位西向，神席用龙椅龙案，上设锦褥。从祀神位，置于案上，不设席。各案同时陈列祭品。
仪式开始后，分为九大程序依次进行：
一、迎神，奏中和之曲；
二、奠玉帛，祭天用苍璧，奏肃和之曲；
三、奉牲，又称进俎或奉馔，奏凝和之曲；
四、初献，奏寿和之曲；先舞武功之舞，再舞文德之舞；
五、亚献，奏豫和之曲；舞文德之舞；
六、终献，奏熙和之曲，舞文德之舞；
七、?豆，又称为?馔，即将供品撤下，以待焚烧，奏雍和之曲；
八、送神，奏安和之曲；
九、望燎，又称奉燎，奏时和之曲。
第一程序迎神，典仪即司仪赞“迎神燔柴”；司乐官即负责向乐队发布命令的人赞“举迎神乐”；赞引即负责向皇帝传递程序信息的人奏“升坛”。皇帝从二层循东阶上到一层，至香案前，跪上炷香，然后三上香。回到二层拜位，行三跪九叩礼。迎神时燔柴，这是远古以来留下的习惯，人们相信燔柴冒起的缕缕青烟能够建立与上苍对话的通道。第二程序奠玉帛，典仪赞“奠玉帛”，司乐赞“举乐”，皇帝到神位前，跪进玉帛于案上，然后复位。祭天用苍璧，黑色圆形中间有孔，帛是丝织品，宽大约二尺一寸，成卷状，功能类似民间的烧纸。第三程序进俎，典仪赞“进俎”，司乐赞“举乐”，皇帝到神位前，将供神的食品高举供上。然后复位。第四程序初献，典仪赞“行初献礼”，司乐赞“举初献乐”，音乐奏起，舞蹈队跳起武功舞又称干戚舞，皇帝到神位前，跪奠爵之后，俯伏趴在坛面，这时读祝官高声朗读事先撰写好的祝文，朗读完毕，皇帝行三叩礼，然后复位，乐队照旧奏乐，再跳文德舞又称羽?舞。第五程序亚献和第六程序终献的仪式与初献大致相同，只是不再读祝，舞蹈队不再跳武功舞，只跳文德舞，分献官、陪祀官开始随行礼。三献之后，第七程序饮福受胙。饮福受胙是示意性的，表示在祭天过程中，得到了苍天赐予的福胙。福胙只能由皇帝代表皇朝接受。皇帝升坛至饮福位跪下，奉爵官酌酒，奉胙官奉胙跪献给皇上。皇上接受爵、胙以后三叩首，站起来回到二层拜位，率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第八程序?馔送神，典仪赞“?馔”，司乐赞“举乐”，皇帝率领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然后职司人员依次奉祝文、帛、馔、香，分别送到燎所，准备焚烧。第九程序望燎，典仪高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下的供品投入燎炉，待燃烧至一半时，皇帝下坛回到幄次，换下祭服，乘舆还宫。祭天仪式结束。
从祭天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老幼体弱的皇帝是不胜其力的。皇帝要在一、二层之间往返多次，又要频繁地下跪叩首，因此，如有身体特殊情况，派大臣代行也是必要的。
如果皇帝不能亲自出席，派大臣代行，仪式就不能完全仿照皇上亲临的模式。首先，拜位降到三层阶下，升降从西阶上下；其次，行初献礼朗诵祝文时，代行人只能俯伏于二层阶下，不能像皇帝一样停留在一层；其三，减去饮福受胙程序。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直接从上天那里得到赐福，哪怕是皇帝指定的人也不能代替他承受。最后，望燎时退立西边。其他程序与皇帝出席一样。
祭天是要获得到上天的启示与眷顾，表现皇帝代表天行政的绝对权威。王夫之说“天者往古来今而成纯也”。天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容空间与时间的一切，构成观念上的绝对意志。祭天是皇帝的专利，他人未经批准，不能行使。也许是赋予天的政治文化理念积淀太深太厚，人们难以摆脱观念习惯，只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其实中国人智慧，早已明白世间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不付代价的收益。朝廷千方百计的禁止民间祭天，铸就了人们畏天敬天信天的习惯，一方面，为朝廷政治秩序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隐含着政治危机。谁都知道。天可以赐予恩惠，同时也可以降临惩罚。反叛力量积聚恰恰也利用了天的启示这一手段，来反对现实政府，譬如晚明李自成以天示“十八子，主神器”为号召，表明自己是天选的代替明朝的人。虽然历朝都在祭天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政治智慧与物质财富，却不能保证皇朝永固，不被他人取代。
明朝中期以前，祭天时，由坛门外大次通往圜丘的路上铺满了席子，祭天君臣要脱鞋行走于上。皇帝临坛，入幄次，脱鞋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官和分献陪祭官皆脱鞋于大次外面，升坛供事。协律郎、乐舞生跣袜就位。祀曲完毕，下坛穿鞋。此礼于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年）革除。（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