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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中共早期党员，曾是中央特科重要成员。他利用基督教牧师的身份，为中国的革命斗争立下汗马功劳。他创办的互济会曾收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地时通过他的联络、护送才得以成行。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亲切称他为“王牧师”。“文革”时期，董健吾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最终历史给了他公正的评价，被称为“红色牧师”。
以特殊身份从事情报活动
董健吾，1891年出生在江苏青浦（现上海市）一个基督教世家。青年时期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与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系同窗好友。
1926年10月，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冯玉祥信奉基督教。董健吾与浦化人奉命来到冯的身边传教，并辅佐于他。此时，浦化人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与董健吾是同乡，很快让董健吾的政治信仰发生了变化。1928年，董健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冯玉祥息隐泰山后，董健吾回到上海，在一座教堂中任牧师职位。此时，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他利用神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供职，并领导董健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之后，董健吾利用牧师的公开身份创办革命互济会，在营救被难者以及成立“自由大同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就是在这期间，董健吾被圈内的亲朋友好称为红色牧师。
不久，董健吾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基督教方面的反对和不满，遂借口董健吾的恋爱生活违反了教规，革除了他的牧师职务。这样，董健吾不仅需要承受来自基督教方面的舆论压力，而且也失去了从事特殊工作的依托。他为之十分痛苦。
党的保卫部门为了使董健吾更好地从事情报工作，出经费为他开了一家古玩商店。他利用自己懂英文的有利条件，把很多外国人吸引到古玩商店来洽商买卖，巧妙地掩护了党的这个情报据点。同时，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上层的特殊关系，又通过拜时为地下党员（昔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为师，遂成为青帮大亨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客；他通过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经常出入宋公馆和孔公馆；自然，宋庆龄也成了他很好的朋友。
但是，董健吾终因被革除牧师一事耿耿于怀。党的保卫部门也为失去这样一个“上帝”赐予的依托和据点而遗憾。这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潘汉年接任中央特科二科的负责人。他告诉董健吾：不要心急，一定寻机为他恢复牧师神职。
这样的机会终于等来了!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宣布恢复被他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冯玉祥党籍，并请孔祥熙做调停人，请冯玉祥到南京来帮助他渡过难关。这样，冯玉祥遂结束泰山读书生活，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要职。就在冯玉祥来上海的时候，潘汉年通过内线关系，有意请冯玉祥为董健吾“拉场子”，帮助董健吾恢复在基督教中的地位。
冯玉祥虽是出了名的基督将军，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传统的。那就是特别重视“仁”和“义”两个字。他和董健吾的关系渊远流长，并认为董健吾是一位忠于职守———并富有民族意识的神职人员，他有难处自应帮忙。另外，他还认为董健吾被革职，和自己兵败中原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基督为了取悦新接受洗礼的蒋介石，而有意给他冯某人点颜色看看。因此，他欣然允诺为董健吾说话。
上海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已经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回到了上海。在一次隆重的欢迎宴会上，他有意把董健吾拉在自己的身旁就座。他乘着酒兴指着董健吾对在座的说了如下这段话：“他是我当年的专职牧师，给我宣讲了多年的教义。这次来上海，听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革除了他的牧师。我知道上帝是最宽容的，而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也应该学着宽容兄弟姐妹们犯错误。他已经为自己的过错向上帝忏悔———并得到了上帝的宽容。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们该不该宽容他啊?”
“该———!”众口一声地答道。
就这样，董健吾恢复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从此，他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师的双重身份，为党从事特殊的情报活动。
协助潘汉年处决叛徒
一天上午，董健吾身着神职服装走进古玩商店经理室，照例先冲好一杯进口的咖啡，然后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翻阅刚刚送来的中外报纸。突然，他被一条消息所吸引：
昨天傍晚，一艘待命驶往南昌的客轮停泊在码头，穿戴不一的旅客蜂拥上船。这时，一辆美式轿车戛然停在码头上，先走下两个腰插手枪的便衣刑警，旋即又走下一位身着长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故作有派的样子起步登船。随着“啪、啪”两声枪响，他当即倒在了码头上……
恰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董健吾知道是自己的同志到了，热情地说：
“请进来!”
屋门打开了，走进一位阔气的中年客商。他随手轻轻关死屋门，把右手握着的那柄入时的手杖往右手腕上一挂，摘下银灰色的礼帽，取下架在鼻梁上的方型墨镜。来者原来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笑着问：
“董老板，在忙些什么?”
董健吾请潘汉年落座，旋即指着报纸上的那条新闻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正看有关你们的‘杰作’的消息。”
潘汉年用眼扫了一下报纸，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一句“我正是为这条消息来求你”，遂又讲起了有关这条消息的来龙去脉。
为了配合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进行，需要前方有战争经验的同志来充实上海的秘密工作。然而，其中有一个在江西从事机要工作的干部刚到上海，就投敌变节，并把他掌握的中央苏区有关的机密报告了敌人。国民党设在上海的特务机构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叛徒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决定派人把他护送到江西南昌，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掌握的所有机密。
潘汉年通过内线，及时地获知了这个叛徒到达上海后的一切活动，并随时向中央保卫机关的负责人陈云做了报告。经和陈云、康生研究，为了确保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顺利进行，决定在上海处决这个叛徒。交由康生负责的三科执行。遂演出了码头狙击叛徒的好戏。
是日深夜，潘汉年又通过内线获知，叛徒被击中一枪，子弹从颈项穿过，竟然没有死去，当即被租界捕房送入仁济医院抢救治疗。潘汉年顿感情势严重，立刻向党中央做了报告。很快，他又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为了确保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下党的机密不被叛徒出卖，趁这个叛徒伤势严重，几度陷入昏迷的情况下，把他击毙在医院中。
仁济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附设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时，医院有着良好的医疗秩序，一般看门诊的病人是不准进入住院区的；就是探视住院病人的亲属，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时下，敌人清楚这个叛徒被狙击致重伤的原因，在他的病房门前，设有专门人员看守，想接近这个叛徒是困难的。怎么办?潘汉年和助手们共同认为：若想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处决叛徒的计划，必须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病房四周敌人布防的情况，而要完成这样一项特殊的侦察任务，又必须找到一位和教会有关系的情报人员，打着宗教的旗号，进入病房区巡视。这时，潘汉年和他的助手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董健吾。
董健吾深知这项使命的严肃性。他受命之后，找到医院中一位和自己很熟悉的牧师，在一般的闲谈中，获悉这个叛徒住在隔离病房，专由巡捕房警务处所监守，防范甚严，非经特许，不准接近。接着，他又以关心病人为名，和这位医院中的牧师视察了所有的病房。他还发现，在这个叛徒的病房门口还有两名武装巡捕监守。他回到自己的古玩商店以后，通过关系向潘汉年做了汇报。
潘汉年摸清了叛徒的病房位置，但他却无法把我们的保卫人员打入医院，进入隔离病房，越过武装巡捕的监守，去处决这个倒在病床上的叛徒。他只好再次要求董健吾利用和医院中的那位牧师的特殊关系，做好有关医务人员的工作，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处决叛徒的方案。
董健吾遵命再次拜访了这位有正义感的牧师，并在他的帮助下，说服了值班的护士，很快和潘汉年共同密商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
是日夜，特科保卫人员化装成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护士和牧师的带领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门口，出奇不意地制服了监守的武装巡捕，闯进病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然后越墙逃出医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安全地撤离了。
潘汉年指挥的这次行动，由于是在武装巡捕监守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因而无论是对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员，还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的人员———尤其是那些叛变投敌的败类，都产生了岌岌可危的恐惶感。
受宋庆龄之托密访陕北
蒋介石入主南京后，他认定共产党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是“皮肤之患”。由此产生了他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但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华北日渐危急，全国上下掀起了坚决抗日，严惩汉奸的救国热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案。当蒋介石获悉刺客的枪口原本是对着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卫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后，他不得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还能行使多长时间。
蒋介石很快醒悟到必须接过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赢得对外———欧美诸国乃至于苏联的支持，对内———举国上下的拥护。自然，这也要获罪于日本与国内的亲日派。他为了对外遏制日本的侵略，对内分化、瓦解共产党和红军，遂又想到了苏联。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遂委派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英洛夫接触，并亲自出马和鲍格英洛夫进行秘密会商。当他得到苏联外交部明确答复：苏联政府不充任“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中间人”以后，遂决定通过几条渠道，亲自和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其中一条就是希冀他的郎舅宋子文完成这一秘密使命。
宋子文是欧美诸国在华的代言人，因而是个坚定的反日派。他虽说愿意完成这一秘密使命，可他身边并没有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亲信，遂求助于二姐宋庆龄。
宋庆龄为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了近十年。在这期间，她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当她听宋子文说：蒋介石希望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她似乎未加思索地就笑着说：
“我看你的同学可担此任。”
“哪个同学?”
“董健吾牧师。”
董健吾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陕北苏区送信。为确保董健吾沿途的人身安全，行前，宋庆龄交董健吾一张委任状，委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名委任，以保障旅途通行无阻。
1936年1月，董健吾告别上海乘车西去，十分顺利地到达西安。这时的西北高原恰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隆冬季节，一时难以雇到通往陕北苏区的车辆。他急中生智，打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旗号求见张学良将军，希望张学良能派专机送他去陕北苏区。
张学良和宋子文私交甚笃，且又为寻找共产党而着急。他当即约见了董健吾。当他看到由孔祥熙签名委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完全心领神会董健吾陕北苏区之行的真实目的，遂派飞机送董健吾到肤施（即延安），再由东北军派一骑兵连护送董健吾过境，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待他们。几经辗转跋涉，董健吾于2月27日安全到达瓦窑堡。
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在瓦窑堡门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将宋氏密信呈递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
此时，中央红军已渡河东征，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与此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曾于3月2日致电博古，要他和董健吾等人一起来石楼，讨论和国民党的联络问题。但是董健吾想到自己离开上海已近两月，为不引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疑虑，希望快些回上海复命。3月4日，在电告上述五项条件的同时，同意董健吾不来石楼，先回上海。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诚如刘家泉先生在其专著《宋庆龄传》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当时的几条渠道都对国共谈判作出了贡献，宋庆龄则帮助沟通了两党中枢间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
这是十分公平的论断。换句话说，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头功，董健吾是有一份的。
帮助张学良寻找共产党
就在汪精卫被刺不久，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骂作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面对华北危局，希望国民党五次大会开成救国抗日的誓师大会。但蒋介石却在“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强调对日关系“当为最大之忍耐”，并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会后，张学良仰天自语：“华北休矣!”
东北三省是在张学良的手中丢掉的，他唯有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才能洗刷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此，他秘密去监狱中探望了东北政坛名士杜重远。
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受累入狱。他由前来探监的老朋友———秘密共产党员胡愈之的口中获知《八一宣言》，以及蒋介石正在秘密谋求和共产党接触的消息。因此，他希望张学良在东北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走联合抗日道路，并指出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第二，陕西省的实力派杨虎诚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的盛世才原是张学良的部属，他利用有利的地势，可以和苏联搞好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抗日力量。
张学良信服杜重远的见解。他为了尽快地打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想了很多的渠道。其中之一是请求原部属李杜将军帮忙。
东北抗日失败之后，李杜和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将领退入苏联国境，遂和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不久以前，他辗转回到上海，依然和共产党保持着接触。他为了快些完成张学良的托付，请求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帮忙。
这时，董健吾已经接受宋庆龄的托付，去陕北苏区送信，他答应李杜将军等外出回到上海再帮忙。
诚如前文所说，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的条件和复信回到上海，当面交给了宋庆龄先生，并受到宋的感谢。
也就是在这次相见中，董健吾说起在去年十二月，张学良曾秘密会见李杜将军，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他征询宋庆龄先生：可否从旁相助以及如何相助?
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说到如何相助一事，她想起史沫特莱和艾黎曾带来一位避难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她建议董健吾去史沫特莱家去和这位“周先生”谈一谈。
董健吾遵命来到史沫特莱家。他一见这位“周先生”惊得一怔，禁不住地说道：
“怎么是你?”
这位“周先生”淡然一笑，风趣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全是万能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嘛!”
这位“周先生”的真名叫刘鼎，原在中央特科工作，先是陈赓的副手，后是潘汉年的搭档，自然和董健吾是老熟人了。董健吾惊诧地问：“你不是早已撤往中央苏区了吗?”
原来，刘鼎撤往中央苏区途经闽浙赣苏区的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经方志敏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政委。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刘鼎等人隐藏在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先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后转送九江俘虏营。他寻机逃离九江，潜回上海。刘鼎通过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找到在华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当史沫特莱听说刘鼎是来自江西的红军，遂把刘鼎带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刘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里。
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于商谈抗日的事说了，问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健吾说：“到了西安才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刘鼎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立即电告张学良：“寻找我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则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从此，刘鼎身份一变，成了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