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17日晚，白事网4008341834一部讲述留守少女青春期体验的中国电影《笨鸟》，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这也是导演黄骥与大冢龙治继《橘子皮的温度》之后第二次来到柏林了。
评委会颁奖词如此评价电影：“评委会特别奖颁发给《笨鸟》，影片谜样的氛围一直萦绕观者心头，影片讲述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如何在冷漠离群的现代通讯工具充斥之中，设法铺出人际沟通的路径。影片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精致安排的、有意略而不谈的内容，以及来自中国的姚红贵这位女演员杰出的表现。”
电影《笨鸟》讲述了一个湖南小镇的留守少女故事，少女的父母去城市打工，她不但要开始独立生活，还要独自面对青春期的困惑，亲情、友情和爱情都不断对她发出拷问，压抑与茫然的青春中太多东西无法纾解，只能承受。
黄骥的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曾于柏林电影节新生代首映。2012年，她的第一部讲述留守儿童残酷成长的剧情长片《鸡蛋和石头》获得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
与许多滔滔不绝的导演们比起来，黄骥甚至是不善言辞的，至今她的普通话仍然不标准，采访中总是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这样表达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与她成长于农村的经历息息相关，在她刚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班里城里孩子的电影启蒙是各种大师流派盗版碟，而她对影像的兴趣来自于村里老人们一生只拍一张的遗像。正因为如此，黄骥的镜头所聚焦的现实，有一种独特而精准的视角，镜头中捕捉到小镇少女质朴又惴惴不安的躁动，是混杂着自卑与倔强的一场矛盾成长。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笨鸟》在主题上完全延续了黄骥之前创作中关于留守一代的故事。黄骥的电影作者气息非常浓厚，其中的体验和灵感都与她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她坦然地将自己童年时被亲戚性骚扰的经历诉诸《鸡蛋和石头》，而《笨鸟》则是基于高中时期与男朋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愉快的体验。这些经验帮助黄骥审视自身和女性的世界，从而获得面对自我的勇气。
电影的另一位导演大冢龙治是黄骥创作上的伙伴，大冢曾经是日本电视台的编导，因为纪录片与黄骥相识相知。他认可黄骥的表达，并肯定其中的艺术价值，两人相知后，大冢作为黄骥的支持者不断鼓励她面对过往的经历。比如这次拍《笨鸟》之前，大冢坚持让黄骥去约见了高中时的初恋男友，并追问了困扰黄骥十几年的问题，而这对于黄骥来说，是放下了人生中一个沉重的包袱。
电影中所表现的女性年少时所面对的困惑和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在每次电影放映后黄骥都能受到观众们感同身受的反馈，这是她觉得最温暖的部分。“《鸡蛋和石头》放完后，总是有很多观众过来感谢我，其实被性骚扰被性侵犯并不是我们的错，可为什么有负罪感的是我们呢？《笨鸟》拍摄前，我去问很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生活背景的女性，第一次和男性发生关系时是什么感觉？没有人跟我说‘舒服’，而且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这次电影放映之后，甚至有不少男性观众表示他们被打动，我很惊喜，如果能够帮助男性观众在未来更理解女性，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的一种意义。”
【对话】
影像启蒙是遗像，小镇女青年着迷“记录”
澎湃新闻：和你电影里表现的主人公一样，你也是农村背景成长的孩子，那是怎样开始接触电影走上这条路的？
黄骥：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农村的老人们去世前都会去拍一张遗像，那个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对那些生活在山里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拍这张照片，可能死后就没有人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了，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过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对照片所代表的存在感特别感兴趣。
到高中的时候我用相机给同学们拍照片，拍一张照片他们给我一块钱，这样我可以练习。后来在自己的家乡拍纪录片，我觉得家乡的人都很有魅力，但是他们的魅力都被埋没在时光里，因为这样的原因去考了电影学院。
澎湃新闻：那和电影学院大多数是城里孩子的环境一开始应该还挺格格不入的。
黄骥：是挺格格不入的，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普通话很不好，“n”和“l”发音都分不清，同学们都会教我怎么说“牛奶”这个词，也挺没存在感的。那时候我想，如果我老了以后再回过头去想，我大学一年级，十九十八时做了什么，那个时候肯定已经忘记了。如果每一年拍一部作品，那看作品就能知道那一年自己做了什么，是怎么存在的。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很着迷于“记录”这件事，很着迷怎么去留下时间，怎么去描绘时光里面的情感。
澎湃新闻：拍纪录片是观察他人和环境更多，你的电影又似乎很专注自身情感的挖掘，这两者之间如何平和？
黄骥：一开始的时候我和大冢讨论了很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拍我高中的经历，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要拍当下的年轻人。《笨鸟》的出发点是我第一次跟高中男友发生性关系时不愉快的性体验，然后我在拍完《鸡蛋和石头》后有很多年轻的女性都来找我倾诉，她们都会聊到和男朋友的关系，或是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发现她们都和我一样，基本上在第一次的时候都会给她们留下阴影。包括这个时代里她们被信息和网络所影响，看到了更多的东西，自以为了解许多东西的那种心态，其实非常特殊。所以后来我们决定拍一个从自己经历出发但表现内容更当下的一个故事。
澎湃新闻：你和大冢合作电影的产量不高，好奇你们的“家庭作坊”式创作是如何达成的？
黄骥：我们拍《笨鸟》的时候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9月份住下，一直拍到第二年的3月底才回到北京。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后期的剪辑，就特别能深刻地体会到对一部以人物为主的电影，时间是多么的重要。
而且我们每次拍的时候都是用非专业的演员，所以需要慢慢地花时间，和他们真的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可能要过蛮长时间以后他才会去打开自己的心，向我们这些成人展现他真实的一面。
前面的两三个月基本是在互相地理解，通过镜头、通过拍摄不停地去试探对方。我们拍摄的时候，不是只是告诉他们“我们要拍什么”，而是拍下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你像拍纪录片一样拍下他们各个不同的侧面以后，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面里面有一个相同的东西。而他们也慢慢了解我们并不是让他们去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要从他们的生活里面去找到一个核心。这个用语言可能比较难描述，但慢慢就互相开始有默契了，他们就会知道我们并不是故意地在让他们去呈现一些东西，而是如实地拍下生活的侧面。
澎湃新闻：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表达女性成长的主题？
黄骥：我的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讲的是一个刚步入青春期的女孩在寒冷冬日里，对父亲开始萌发出一种像女性对男性的情感，使她对温度极力的渴望。其实这源自于我对父亲的感情；之后我拍了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源于我童年时被亲戚性骚扰的经历；《笨鸟》则是基于高中时期与男朋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愉快的体验。虽然我的身体成长了，这些体验却一直停滞并盘旋在我体内，每次我不忍回望，却又做不到不回望的时候，就会看到随这痛苦停驻的当时的我，那部分的灵魂在等待被超度。
澎湃新闻：几部作品都有自己成长的影子，那个时候自己如何面对那些困惑？什么契机开始慢慢走出那种混沌变得明朗一些呢？
黄骥：其实是我在遇到大冢龙治后，在他的鼓励下，开始去面对这些痛苦。没有人愿意痛苦，宁愿选择视而不见，但我觉得，痛苦里面蕴含着力量，这力量能帮助我成长。
我要特别感谢大冢，是他鼓励我，甚至是“强迫”我去见高中男朋友。因为若我没勇气跨出这“面对”的第一步，又怎么能讲出其他女性和我共同的遭遇？《笨鸟》开拍之前，事隔15年之后，我重新去见高中的男朋友，第一次临阵逃脱，第二次满脸通红，心跳加速，好不容易才问出：“为什么那时候你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走了？”
澎湃新闻：得到答案之后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黄骥：其实就是他那个时候也紧张，因为男性自尊对自己表现不满意，怕我发现，就跑了。这个答案对我来讲特别重要，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原因。我做了一些采访，包括国外的女孩，可能女性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通的感受，就是跟男性接触的时候，如果是不太好的情况，女性一般都会有一种负罪感，之前我从来没想过，他也是那么地害怕。有很多女孩子像我一样，为一个不是自己错误的事情背负了那么多年的原罪，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我和异性的相处。这次这个心结才真的解开了。所以我也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个片子，甚至当男孩子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感觉到女性的痛苦是什么样子的。
澎湃新闻：女儿出生会对你一直专注思考的女性命题发生什么变化吗？
黄骥：没有生女儿前拍《笨鸟》的话，我觉得拍出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作”的故事。生了女儿以后，她是一个有独立生命意识的个体，我在照顾这个个体的过程中，慢慢地不再只沉溺在自己的感受的情绪里面了。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回顾自己高中年代的事，即便是残酷的、痛苦的东西，也很有可能会把经历美化。但是当我有自己的孩子后，我能比较客观地，放下自我去观察照顾另外一个生命，所以我再去看自己的高中年代，我就会觉得能比较客观地去看待自己，能真的看到它不是那么讨人喜欢的部分，承认自己笨拙的部分。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女性电影”这样的定位？
黄骥：被性骚扰被性侵犯并不是我们的错，可为什么有负罪感的是我们呢？我想是因为害怕众人的看不起。但如果已经决定自己挑明，不去隐瞒，那还有什么要害怕的呢？是否定这种对自己的否定、否定这种痛苦？还是去描绘这种痛苦，从而让包括我在内的经历者、其他旁观者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痛苦？所以我从不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些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去看它，而不是用某种观念去曲解。
